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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文化观察:草根话语与精英话语的空间嬗变

发布时间:2008-12-23
作者:韩立勇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阅读量:4799
        从文字描写,到影像叙述,再到网络的立体性呈现,倏忽之间,阅读的空间城头已换,读者的天平向网络世界倾斜。网络提供给沉默的大多数以话语平台,与传统媒体分庭抗礼。2008年,可以用草根狂欢、江湖崛起、伪精英失落这一文化群体性特征加以描述。
       大喜大悲的2008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份,从庙堂到民间,无论是从奥运会的中国文化呈现,中华文化亮相世界;还是在民族灾难面前尤其是汶川地震之间,民间志愿者所表现的人性光辉不仅仅是爱和悲悯,还有理性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道德和体制性争论。而后一点,无疑更值得让我们追踪其文化和思想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历史的大标尺看,改革开放走到2008年,已经30周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捕捉2008年这个具有历史标尺色彩的年份之微观文化镜像,多少有一些象征色彩。
 
百家讲坛某主讲人被掴耳光的镜像效应
 

       和往年相比,围绕文化人物所制造的新闻事件已经不像李零读丧家狗、十博士反对于丹事件那么引人瞩目。不过,由话语之争扩大到肢体之争,百家讲坛某主讲人签名售书被一青年掴耳光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依然标志性地嵌入人们眼球。
10月5日,清史学者阎崇年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掴了一耳光。而后,同样是百家讲坛制造的学术明星于丹签售,以保镖护卫的方式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不难看出,于丹在官方和普通民众之间建立的道德公关渠道正在为来自网络上的公民性批评话语所撕裂。
于丹这样的学术超女之所以能和百家讲坛相得益彰,关键在她的学院身份和评书话语的讲授方式。而将学术娱乐化的“评书家”后继无人,是百家讲坛由盛而衰的重要因素。阎崇年被掴事件使百家讲坛制造的学术明星在身价飙升之际,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寒流。
        百家讲坛的收视排名下挫,标志着挖掘花边新闻娱乐大众的评书式授课走到了尽头。阎崇年作为百家讲坛的红人,其学术身份不断遭遇质疑;和于丹不同的是,阎崇年所遭遇的质疑更多的来自民间。民间流传的阎崇年语录,成为其被掴的原因,随后阎极力否认曾说过这些话语(随后被人证明这些语录正是他所言),这是否说明他清楚自己被打的原因?而打他的网友就真的正气十足?如果说因为话语权不公,所以打阎崇年,网友显然找错了对象。站在阎崇年背后的,其实是权威媒体。
        阎崇年被掴事件引发的争论比该事件更让人回味,各种声音都来自民间,而且理由各异。在这种争议中,学术界为什么缺席?是不值得一论,还是在网络话语面前,学术界失去了观察、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但有一点可以确证:在草根狂欢的时代,愤青与理性俱在,即便理性有姗姗来迟之感,但这正是庶民胜利的曙光。

越演越烈的知识分子话语冲突
 

    2008年灾情频传,人们在饱受创伤之际,将人性高高标举。网络,在2008年的新闻事件中更凸显其草根力量所在。活跃在网络空间的草根不断变化自己书写的面孔,从愤青到理性,从理性到从容,草根从网络平台争取的话语权开始产生与精英博弈的力量。而在这场群体性的PK中,越来越多的事件不断印证这一事实:谁占据了足够的理性,谁就获得草根最大的话语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俯瞰知识分子的话语冲突。知识分子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和权贵的关系上,这样界定的话,和权贵投怀送抱者与进入公共空间独立批判者,是两大阵营。在今年的话语之争中,众多公共事件更能呈现两种知识分子话语冲突的激烈性。
        今年,无论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茅盾文学奖,读者反应和媒体制造的轰动效果都与往年相差甚远。茅盾文学奖的公正性及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缺席都不能给人带来新闻期待。而后,纯文学杂志《译文》停刊,这同样没有得到业外的关注。庙堂所覆盖的文学正在被边缘化,作协的作家也接二连三遭遇网民诟病。显然,文学这个隐晦的话语冲突战场已经对知识分子什么吸引力了。
        让知识分子刀光剑影之处,是充满苦难和血的事件。汶川地震,举国同哀。眼泪、血和苦难的夜幕足以笼罩国人内心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愤怒而吃惊的是,竟然有知识分子将话语用最媚态的姿势表演出来。先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以地震死难者“纵做鬼,也幸福”的“佳句”迅速传遍各个网络。而后,余秋雨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劝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
在人的生命面前,任何微言大义都显得苍白无力,但为什么有知识分子在灾难面前继续没有痛感地指点江山?王、余二人最后成为网络上口诛笔伐的对象,绝非偶然。和“秋雨含泪”、“兆山羡鬼”不同的是,曾经的北大学子范美忠在天涯社区的一篇灾后自白中明言:他在地震来临的瞬间,除了能救自己的孩子之外,可能连母亲都不救。教师范美忠被网民称为范跑跑,引起了民意大讨伐。
         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想到道德。为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姿态比普通民众更有标本色彩?知识分子被称为民族脊梁,当被誉为民族之魂的知识分子口出谬言,自然会让民众大跌眼镜。
同样可以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观察知识分子话语冲突的,还有“杨帆门”事件。是靠威权来建立教师的威望,还是靠知识?两位知识分子杨帆和萧翰的不同表现与其说是道德选择,不如说是学养差异。和杨帆比起来,让学生自由上下课的萧翰显然属于对大学精神充满价值期待的另类思想者。诚然,尽管萧翰这样的学者在大学占据教席,不失时机地发出一些重建大学精神的声音,但在体制和同行面前,依然显得弱不禁风。

草根话语与精英话语的空间嬗变

        许纪霖早就提出以专业入公共的说法,现在看来,多少有一些判断失明。公共空间的话语依赖的首先是公共知识,中国特色的公共知识离不开公权私用、程序正义等流行话题。要掌握当下的公共话语空间,首先就得对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破题。时评这种短兵相接的小文发挥的启蒙功能是任何学术著作难以匹敌的。与之相较,学术著作的启蒙功效低,受众小,读者群越来越少已是不争事实。
一个戏剧性的事实是,草根时评写手的崛起将大部学院精英与伪精英学者赶出媒体。一度为精英话语覆盖的纸媒已经被草根代表中的江湖人士打下了半壁江山。在对公民和公权的体味上,尽管在学养上不那么专业,但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江湖经验已经和公民时代的精神连体,这种知行合一的智慧转化成写作资本,自然使他们面对公共事件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思想深度。如今,五岳散人、十年砍柴、魏英杰等大批时评作者崛起于网络,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草根话语与精英话语的空间变化不仅仅表现在纸媒领域。2008年,韩寒以博客为阵地,不断发出批判之声,赢得了杂文英雄的美名。同时,单就出版而言,大批网络草根成为出版界宠儿,尤其是说史题材。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授张鸣今年炮轰通俗历史写作,他“很不高兴有人把他和当年明月放在一起,他的通俗史学写到这一步就有问题。”笔者对张教授批评语境之中的“有问题”之感慨深以为然。历史写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如果把当年明月等人的写作确定在通俗史学范畴,张教授的批评自然是有的放矢。但当前很多被读者推崇的通俗历史写作,更像传统的说书艺人。

 
        说书艺人口中的历史不是人间的,而是神话的。对当下很多中国人来说,对5000年来中国历史细节上的刀光剑影,逐鹿中原,常无限神往,至于帝王秘史,更是珍爱有加。当三皇五帝、唐宗宋祖的故事离人们的视线越来越远的时候,这种距离感被讲坛上的名家以通俗的言说方式恢复起来的时候,观众也好,读者也好,自然追之捧之,欲罢不能。
和当年明月这样当红的网络历史写手相比,梁由之、金满楼等人同样是草根说史,除了角色经历相似以外,其学养和言说方式都有和精英PK一下的阵势。尤其梁由之的《百年五牛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近日出版后,对专家谈史的冲击不言而喻。如果说,当年明月等人与精英PK读者群,那么梁由之等人争夺的,已经指向了学院派精英的学养深度。

        改革开放30年的脚步再次敲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关于改革的回顾和反思越来越呈现理性的特征。不过,对改革开放最具标签意义的作品,也许不是精英学者的反思,也不是亲历者的追述,而是文青出身的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押中国企业1978?2008》。相对而言,检验改革开放是与非的标准,也许莫过于对人性光辉的深切追念。当网民自觉地在网络上凭吊今年去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的时候,那些出自草根的真诚的赞美已然说明了一切,这是我在今年喧嚣与浮动的世界里,所能体味的最深沉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