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后，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北京中小学暂停返校，改为线上教学。学生电子屏幕使用时长上升，视力问题成为家长和学校的担忧之一。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的视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焦点。为构筑青少年护眼屏障，一场关涉教材、教辅、学习用品的改革正在推行。

今年3月1日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根据《要求》，无论是中小学、幼儿园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教科书、教辅材料、试卷、课业簿册（作业本）、学习用杂志、报纸及其他印刷品、出版物，还有教室灯具等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都必须符合近视防控的要求。

按照该标准，中小学教科书正文最小用字应不小于小4号字。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用字应不小于3号字，小学三、四年级用字应不小于4号字，五至九年级和高中用字应不小于小4号字，学龄前儿童的学习读物字号应不小于3号字，教科书中的目录、注释等辅文用字，小学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5号字，初中和高中阶段最小用字应不小于小5号字。

面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出版业准备好了吗？当记者围绕教材、教辅，向多家出版机构了解应对举措时，一部分出版机构对此讳莫如深，一部分出版机构则表示“一头雾水”，还有部分出版机构“闻号即动”，开始了相关整改，但仍存在困难与梗阻。

库存如何处理？

目前在售的教材、教辅不符合上述字号规定的情况居多，非同步类的教辅图书，如语文阅读类、词典类均涉及整改，整体面临的库存压力非常大。“仓库里的存货还能进入市场吗？”“在途书该怎么办？”“多久才能消化掉这批旧版图书？”成为出版机构最关心也是最头痛的问题。

现代教育出版社行动较早，2021年开始针对相关标准进行探索、执行。该社副总编辑王春霞告诉记者，“现教社2022年秋季教辅的整体改版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同步练习类、总复习类教辅，品种多、印张多，较难及时整改，因此秋季完全整改到位挑战很大。已出版的图书还需1年左右时间完成整改，但涉及教材新一年的修订已经全部修改，2022年还会有一批符合规定的教辅类图书出版。”面对积压的库存，王春霞坦言，“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更多过渡时间，给予旧版继续销售的一定时限，与新版图书慢慢替换”。

实际上，此前已发布了一系列与《要求》一脉相承的标准。2018年8月，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一些针对性措施。

2019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正式下达了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工作任务，由指定部门牵头起草，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2021年2月20日发布，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留有过渡期，鼓励相关企业提前应用新标准。对出版社而言，教材、教辅改版，库存问题首当其冲。其中，教材为了保障“课前到书”，并考虑到印刷与运输过程中的损耗而确定约3%的加印量，有一定比例的库存。而教辅产品市场供给过剩，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少教辅在书店“见光死”，甚至在库房“未见光已死”。

非教材、教辅类的一般图书，旧版库存处理方式大抵几种：或通过“切三刀”进行翻新和再包装送入市场，或低折扣清仓甚至“论斤卖”，或进入馆配渠道，或公益捐赠，而最为传统和常见的方式就是报废化浆。

相比之下，教材、教辅类的库存消化方式就显得单一而惨烈，一旦改版就只有化浆一条路，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出版社的利润下降。此次强制性标准《要求》下，虽非教材内容改版，但字体字号也是内容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牵一发动全身，改也并非易事。

印张和内容如何调整？

字号变大，无疑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内容不变，印张增加；二是印张不变，内容适度删减。若印张增加，增加的比重大约多少？若印张不变，内容将如何处理？如讲解部分内容删减标准是什么？试题的题量、题型等又该如何取舍？这些都是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为达到《要求》中规定的最小字号和行距，部分教材、教辅图书涨版超过原书三分之一的印张。以某社教材、教辅为例，小学版印张约增加了10%，初中版约增加了10%~20%，高中版约增加了20%~40%，学龄前儿童学习读物由于印张数本身就不大，因此可以通过增加1~2个印张的方式解决。版式上也有较大的调整。在这轮改版中，一些教材、教辅的高层级标题要用到一二号字，标题与内文的行距也加大很多，造成整体版面十分稀疏，每页排下的文字量不到原来的一半。很显然，印张增加是必然的。

还有一种选择是删减内容。王春霞举例道：“试卷类产品的正文可从版面上调整，如保持题型不变的情况下精减题量，确保主干重点知识不删减，而答案解析可相应精简或减少套数。对于一些阅读类题型多的科目，例如语文、英语等，就需删减、压缩更多内容，很多文章只能节选。”

印张增加意味着书本变厚，这就可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学生负担变重。出版社要打好预防针，将《要求》与“双减”政策结合，对教材教辅图书提出了“两控一保一提”的内容方针，“两控”就是控制数量（选题数量、内容容量、内容篇幅等）和控制难度（不超前、超纲，严控“偏难怪”的内容），“一保”是保证质量，“一提”是提升效果。两种“负担”到底能否相互抵消还有待观察。

定价如何考量？

教材、教辅的印张增加势必带来成本增长，成本增长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定价的上涨，但这一上涨似乎并不能带来收入的增加。而上涨的定价主要是弥补成本上涨的那部分费用。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了《关于下放教材及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下放给市场，但同时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同级出版行政部门按照微利原则，确定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印张基准价及零售价格。这意味着，下放教材定价权不等于放弃监管，上述提到的定价上涨的预期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印张增加不仅仅是多出几页纸的问题。

首先，纸价震荡增加了定价的不确定性。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文化纸涨价潮一浪高过一浪，部分纸张的吨价涨幅甚至超过50%。2021年以来，纸业股齐齐低迷，抑制了纸企的融资能力，纸业巨头唯有通过涨价来维持财务平衡。今年造纸业滞胀局面未有减缓态势。

《要求》中对纸张的（定量）克重、平滑度、亮度、荧光亮度也设定了新标准，出版社需要对已出版图书纸张进行统一排查，在后期逐步更换纸张类型。深耕教材教辅一线的业内人士预测，纸张更迭激起的或许不是 “涟漪”，而可能是“波澜”，最终体现在图书定价上。

其次，油墨费用上涨将增加图书印刷成本。中国日用化工协会油墨分会在3月初发布的2022年中国油墨行业发展预警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油墨原辅材料两度大幅涨价，油墨行业整体利润大幅下滑。出版业部分上市公司的印刷成本在销售码洋中的占比普遍都在10%~30%之间，其中不少是教材教辅图书的主要出版方。换言之，油墨价格波动叠加印张增加，或将再次推高印刷成本。此外，印张增加也会带来物流运输费用的增加。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20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2020年全国中学课本定价总金额为142.5亿元，小学课本定价总金额为110.6亿元。业内人士预测，定价上涨可能会导致这部分费用额外增加75亿~80亿元左右。

综合各方面因素，如何在控制印张的情况下，使定价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是有关部门和出版机构需要共同解决的新课题。

业界急盼配套解决方案

《要求》落地过程中遇到的“拦路虎”，怎么破？这成为出版机构的难题。

同样较早主动应对新变的江西教育出版社，主要调整了教辅产品。江西教育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王谱声向记者表达了一年以来的心头之惑：儿童文学类、少儿科普绘本类等适合学生阅读的部分课外读物，是否属于学龄前儿童读物或教辅材料范畴？是否要按照《要求》的出版标准整改？带注音的出版物中，拼音部分的字体、字号及其与汉字部分的行距，是否也应参照要求中的标准执行？如出现背题、单字成行等情况，可能需要对部分页面的行距进行适当压缩，此类操作是否符合规定？图表中所包含的文字，字号、行间距应如何设定？2022年3月前上市的出版物，如涉及重印、再版，是否需要严格按照要求规定调整？《要求》中关于数字多媒体显示技术的参数标准中，VR/AR设备及E-link设备又该如何更好地对标？

这是颇具代表性的声音。出版机构迫切需要有关方面对《要求》中的主要概念、措施等给予明确界定。对此，《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所长马军表示，标准的详细释义正在编写中，其中涉及印刷品和出版物的每项条款，标准释义都会进行明确解释，并对附件中的检测方法进行细化，以便业界更好地理解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