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大中华圈尤其是中国大陆，一窝蜂把最好的科研成果投寄到西方最权威刊物发表或出版著作。从现阶段衡量，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可以借助西方的出版媒介，在短时间内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及学术水平。但这种做法却不能成为长期的运作方式。中国出版界实施“走出去”要摆正心态，给自己信心，拟订追赶欧美的计划。    

　　文章摘录如下：  

　　笔者在4月16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了《中国出版界实施“走出去”战略》一文，针对中国新出台的官方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看出中国有意放宽出版政策，其中“走出去”的新思维，引起不少讨论。本文继续阐述几点看法。这个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传媒、出版、科教、文化等有直接的关联，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走出去”的分阶段目标  

　　一、首先，我们再分析“走出去”的心态问题。目前，在大中华圈，尤其是中国大陆，一窝蜂把最好的科研成果投寄到西方最权威刊物发表或出版著作。中国的科研论文或成果，能在《科学》、《自然》杂志发表，或者能在Wiley等一流科技出版社出版，毫无疑问显示了中国的科研实力，但同时科技出版权也就归属了西方的出版集团。  

　　从现阶段衡量，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可以借助西方的出版媒介，在短时间内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及学术水平。但这种做法却不能成为长期的运作方式，否则，50年、100年后，发展中国家或者亚太国家会一直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那些大投资项目的版权也将永远属于西方传媒集团。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要给自己信心，不能永远依赖欧美的扶持，要拟订追赶欧美的计划。  

　　可以这么说，中国以及亚太新兴国家，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政策，譬如先有一个5年、10年、15年的短中期政策，再有一个长远规划。短中期目标，就是在不久的将来，集中精力在部分科研领域超越欧美，这就牵涉到出版传媒的掌控权问题，世界上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可借鉴，如：前苏联、东欧国家、甚至瑞典、瑞士、丹麦、以色列等，他们不全依赖美国，在科研上坚持独立性和民族性，中国应从中得到启发。   

　　二、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出版一度辉煌。中国的大学教科书，绝大部分是由国家出版集团控制的，譬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据说，出版教材是需要教育部批准的。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日益接轨，近几年，不少大学也采用英文教材，这是必然的趋势。英文作为最强势的语言，大概短时间内还不会改变。  

　　中国的高等教材，在1949年之后，一度有过辉煌。文革前十七年，中国也确实出版了一批质量堪比世界著名大学所采用的教科书。我想到的例子有：华罗庚的《高等数学引论》，王竹溪的《特殊函数概论》，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黄昆、谢希德合着的《半导体物理学》，严济慈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等等。我想，这一类中国本土的教材即使放在世界学术的层面来评论，也是站得住的。  

　　另外，当时的教科书价格都非常便宜。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一流的教科书？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当时这些大科学家热爱科学，献身科学，有社会责任感，不是为了奖金和物质上的诱惑。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科研人员的精神情操是不能和老一辈科学家比的，他们“耐不住”寒窗生涯，想方设法弄钱，大学、科研所也不是圣洁的净土了。   

　　文化艺术也应走出去  

　　三、在科学教育走出去的同时，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应该走出去。中国电影(包括台湾、香港)这些年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得奖，出现了像李安、侯孝贤、王家卫、张艺谋、贾樟柯等重要导演。中国当代画家，也越来越被西方看好，除了老一辈的吴冠中，有当代画坛“四大天王”之称的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同样受到举世瞩目。  

　　还有，就是即将来新演出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曾远赴美国、英国、希腊演出，让西方观众领略到东方艺术的精美，体会到和莎士比亚同时的中国剧作家汤显祖多么了不起！这台昆曲结合了台湾两岸的艺术精英，共同打造而成，这种发挥两岸各自所长的合作模式，也可以为两岸的科技合作找到依据。  

　　总之，中国正一步一步走出来，走向世界，走向富强，走向前沿。应该重新拾起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年轻一代爱科学、爱文化、爱艺术、恢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样才能为中国、为世界、为科学，做出贡献。